何偉《尋路中國》

前段時間在太古匯的方所書店留意到了何偉的這本《尋路中國》,當初只是當一本旅遊方面的書籍,一個外國人的中國之旅,然而當我拿起這本書時瀏覽時初書中的內容所吸引。當然,這本書不是什麼旅遊遊記,而是中國的一本經濟發展史,一本關於中國農村、工廠,個企老闆的發展史,雖然作者在中國居住的年數不多,但看到的問題比國內很多作者看清楚。後來搜索何偉的其它作品才發現原來自已讀過他之前的作品《消失中的江城》,一位國外援教的生活記錄。

今天在」武城路下段」博客看到宋大媽寫的《尋路中國》的書評,不由地轉發到本博客中,可以給到喜歡該書的朋友瞭解一下該書的大概內容。喜歡人文書籍的朋友不容錯過這本何偉的《尋路中國》,本文如下:

何偉《尋路中國》
By 宋大媽 | Published: 2011/05/06
http://dharmasong.net/2011/05/292.html

我是在昆明的一家大型書城的旅遊書店買到美國人彼得·海勒斯(中文名何偉)的《尋路中國》的,和這本書放在同一個架子上的還有各色自駕指南和地圖冊。

這樣的歸類自然無可厚非,畢竟本書的副題就叫《從鄉村到工廠的自駕之旅》,而在出版商給出的上架建議裡面也包括了「旅行」,更何況作為旅行工具的汽車恰恰是這本書的書眼,何偉正是通過駕車遊歷來推進他對中國的觀察,而他的思考與寫作也正發生在汽車的走走停停間。

促使何偉上路的原因,我想他的妻子——另一位優秀的非虛構作家張彤禾的話可以作為註解。張彤禾曾說,外國記者對中國的看法通常都很一致,但何偉並不接受這種既定的看法。他(及張彤禾)認為,中國有著太多太快的變化,如果一下筆就談中國未來會有是什麼樣,就會陷入一個因答案太大太不確定而難以回答的困境,比起宏大敘事,從細節看中國才有價值。

而對變化、對細節的觀察,離不開空間的寬度和時間的深度,在何偉這裡,就體現在了旅程中的走與停。《尋路中國》的第一部「城牆」就記錄了何偉在行走中的觀察。

應該說何偉選擇長城作為他觀察的出發點,其意圖仍然是從時間著眼來進行觀察,他在書中寫到「長城的意義也頗具變色龍的性質,對他的闡釋曾經隨著時間和觀念的不同而不斷改變」,他希望的通過對作為中國政治、文化象徵的長城的考察,從歷史中找出中國變化的一個脈絡來,但到最後他發現他的希望落空了,因為他發現現在的中國和這堵牆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比如何偉寫到,在他沿長城進行的旅途中,經常遇到半路搭車的年輕女性,她們一般是在離家不遠的城市裡面打工的女孩,她們一般都不願意提起她們在城裡的工作,每次何偉問她們包裹裡是什麼的時候,她們的回答又總是「禮物」,她們身上都有劣質香水的味道,她們中的大多數沒去過更遠的地方,她們嚮往的地方就是北京,……,但這些女孩和她們家旁邊的長城有什麼關係?她們生活在中國的每一個地方。

儘管回溯歷史的努力受阻,但在歷史之外,他卻看到很多真正有意思的東西。「城牆」的故事安排顯然是何偉精心設計過的。在文章的開頭部分,也就是他旅程的起點,他遇到這樣一個事情,他開著租來的車經過雍和宮時,被一輛車從後面輕輕撞了一下,後面的司機下來後連開場白都沒有就直接開價100塊了事,何偉電話租車公司講明情況,租車公司同樣乾脆」要兩百「,最後很快就談成150塊了事。

而在結尾,何偉又記錄到另一件事,他開車到了肅北一個據稱不對外國人開放的縣城(沿路並沒有任何標識與說明),然後被公安帶到了派出所,經過一個繁瑣的填表程序,當地公安宣佈要對他進行處罰,並給他看了相關的政策,緊接著卻說「根據法律規定,要罰500的,不過你是初犯,我們就罰你100」。當何偉把錢放到桌子上,卻沒有一個警察敢去拿,他們請示上級後,帶何偉去了旁邊的一家銀行,讓何偉把錢匯到派出所,儘管這樣要兩天以後才可以匯到,但警察依然很滿意,「因為怕貪污,如果收了你的現金,沒有人能證明,所以你得匯款」。

其實不僅僅是這兩件事,在何偉記錄的大部分事情裡面(而這些事往往都是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都可以發現中國人處理事情往往不按既定的規則,而是在規則之外建立另一種默契,並以這種默契來實現社會的運行;而中國人真正講規則的地方,又往往只是一個事情裡面不太主要的部分,而且那其實不是規則,而僅僅是原則,因為它經常缺乏明確有效的執行方法,靈活的中國人在那裡變得機械刻板,甚至不惜犧牲基本的效率。

何偉還發現這種對待規則的態度其實並不是民間性的,它甚至也是官方意識的一部分,在書中何偉大量引用了中國駕駛員考試的筆試試題,他把這些有著荒謬選項的試題穿插在那些更荒謬的事實中間,更像是在為事實的荒謬尋找答案。

但何偉卻並不急於下結論,或者說,他的目標也不是下結論,他要做的是呈現,把巨變中的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轉型、中國人的生存狀態、風俗文化……的基本脈絡勾勒出來,他還需要更多更深入的對細節的觀察,為此,他停下車,在長城腳下一個叫三岔村的地方租了一個房子,從2002年一直住到他2007年離開中國。

在《尋路中國》的第二部「村莊」裡面,何偉記錄的就是三岔村一個叫魏子淇的農民和他的家庭的變遷。這個部分是整本書裡面何偉寫的最動感情的一個部分,特別是關於魏子淇的兒子魏嘉。

上小學的魏嘉因血小板極低而滿身淤青,為此何偉和他的朋友咪咪陪魏嘉的父母帶魏嘉進城看病,結果醫生只是簡單的看看鄉村醫院的檢查結果便開了點藥了事。後來,魏嘉的病情加重,咪咪通過關係把魏嘉安排進了北京的大醫院住院,魏嘉卻仍然遭到了歧視農村病人的醫生護士的區別對待。由於醫院遲遲拿不出診斷結果和治療方案,何偉只得托朋友在美國找醫生幫助診斷,當何偉把美國醫生的診斷結論和治療方法——輸血提供給醫院,卻又被醫生粗暴的拒絕。一個禮拜後,當醫生同意輸血,何偉要求醫院提供所用血液的檢測報告,又被醫生拒絕;然後當何偉通過咪咪的關係找到了安全的血液,醫院卻拿出相關的規定拒絕使用,並宣稱「根本不可能找到乾淨的血液」,這終於讓何偉「氣得發抖」。最後,通過關係,何偉確定了該醫院的用血也很安全,才讓魏嘉接受了輸血。

在這個事情裡面,我最感興趣的有兩點,一是在整個過程裡面,比起激動、發怒的何偉,魏嘉的父母一直很平靜,而這當然不是感情問題,對一切的不公,不僅是最底層的農民,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早已學會了逆來順受。二是,何偉幫助魏嘉的過程中,採取的方法不是他一直在強調的規則,而恰恰是最典型的中國方式——關係。

關於「關係」,可以用來解讀的維度太多,但必不可少的一個維度是「資源」,由於資源的稀缺,更由於獲取資源渠道的被壟斷,要從正常渠道獲得必需的資源是極其困難的,拉關係認識擁有資源的人也就成了為數不多又真正現實可行的途徑之一。

當然,比起拉關係,還有一個辦法更直接——成為擁有資源的那個人,從這個角度出發,就很容易理解「村莊」這一部分的真正主人公魏子淇的一系列行為特別是「從政」這個事。

魏子淇本來是不熱衷「政治」的,算命先生也曾警告過他「不要參與政治」,頭腦靈活的他就一門心思做生意,他在三岔率先開辦了農家樂,向城裡人學會了做生意的秘訣「拉關係」,算是先富了起來。但要把生意做得更好,需要有更好的公路、銀行的貸款,城裡人感興趣的景點(如仿製的長城)等等,而這些都不是靠魏子淇個人的力量能辦成的。所以儘管從來沒有和人提起過,他還是入了黨,成為了三岔17名黨員之一。雖然他向別人解釋入黨原因時總是說「為了給村裡做點貢獻」,但在他入黨之後,他向銀行申請的貸款也很快批下來了,而農民個人貸款是需要村裡同意的。

不過魏子淇「從政」的經歷仍然是以失敗告終的。他參加了新一屆村支書的競選,儘管他利用關係和錢在村民裡面做了不少工作,但鎮黨委書記在選舉現場的出現和表態一下就打破了他的所有計劃,原來的黨支部書記沒有懸念的留任了。這次競選的失敗其實很好理解,一個想爭奪資源的人和一個已經擁有了資源的人的競爭,在現有的體制下,結果是唯一的。

其實和魏子淇的轟轟烈烈比起來,他媳婦曹春梅更讓我感興趣。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村婦女,她對因農家樂帶來的外界衝擊感到很大的不適應,她表現出了很消極的態度。她也曾經嘗試過用積極的方式去適應這些變化,比如她曾經考慮過自己做生意,買自己做的玉米粉,她也曾經像城裡人一樣的絕食減肥,她考慮過入黨,因為黨員每年有一次去外地旅行的機會,她也想學開車,但這些努力無一例外的都失敗了,最終她開始信佛,用宗教來逃避現實裡的所有挫敗,儘管她可能並不真正瞭解佛教,但她說她「獲得了一種平靜」。

何偉說「中國的鄉村與城市經常像兩個不同的世界,但這兩個世界其實彼此聯繫,流動性很強,太多人從農村來到城市,我在中國待得越久,就越確信這些從農村來到城市的人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人」。在《尋路中國》第三部分,何偉就把觀察的焦點放在了這些「最重要的人」進城後工作、生活的所在——工廠。

在這個部分,何偉的觀察手段更為嫻熟,他選擇了浙江麗水為駐地,又以麗水為中心,駕車走訪了溫州、金華等浙南小商品生產重鎮,把空間的寬度與時間的深度結合到了一起,因為細節的充實,觀察也變得更為厚實。

如果按標題黨的做法,這一部分完全可以命名為「中國製造的真相」,何偉記錄了工廠從籌建、設備購買、安裝、員工招聘、生產、銷售、遷址的全過程,記錄了政府官員與工廠間與腐敗有關及與腐敗無關的各種複雜關係,他記錄了洋垃圾的再加工,也記錄了政府、企業主及打工者面對有毒有害產業的微妙態度,他甚至詳細記錄一個表演帶點黃的民間演出團和中國移動的演出團為搶觀眾而進行的防範與交涉……。這些細節無不透著中國式的荒謬,以至於被何偉認作他最可信賴的技術專家羅師傅邀請他一起開工廠時,他拒絕的理由是,在中國沒有他會做的生意。

何偉最關心的還是人,胸罩調節環工廠的故事,其實也就是高老闆、王老闆這樣的私營業主、陶家這樣的打工家族和羅師傅這樣通過自學成為技術專家的打工者這三類典型人物的故事。他們,再加上「村莊」中的魏子淇、曹春梅,其實正代表了群體龐大、人員眾多的中國底層——最傳統的農民、不安於現狀的農民、進城的農民、進城很久混出了名堂的農民及私營業主,他們是所謂的「中國模式」的基礎,但當這個模式被大肆吹噓的時候,這個模式和身處這個模式裡面的人其實是沒有什麼直接關聯的,他們中的大多數甚至是無動於衷的,宏觀的宏大敘事與個人的人之間疏離了,他們不清楚未來,甚至不知道現在的意義。

何偉講了一個看似與「工廠」無關的例子其實是別有深意的。有一次在從北京去溫州的飛機上,他遇到了一個扮演毛澤東的特型演員,無論何偉問他什麼問題,哪怕只是涉及他私人的問題,他都只是用毛澤東的軼事來進行回答,他向何偉喋喋不休地講埃德加·斯諾與毛澤東的故事,而他根本不知道,在美國的新聞教育裡面,斯諾是(因為受蒙蔽而傳播不實新聞)被當做反面典型來警示學生的。這個特型演員所講的東西僅僅些宣傳,與他自己、與何偉都毫無關係,人在這樣的語境下被抽空了。

更典型例子是陶玉鳳講述她的工作,儘管她會因為工廠開始發加班工資,她每月的收入可以從900增加到1500而欣喜,但在她工作的時候,她總是什麼也不想,十幾個小時讓腦子裡空白一片,這樣可以提高工作速度。這個場景,我是親眼見過的,大學時去青島的一家平板玻璃廠參觀,在生產線的最後一個崗位,工人的所有勞動就是伸手在已經切割過的玻璃上輕輕按一下,把毛邊按掉,我們的隊伍經過這些工人面前的時候,他們毫無表情,甚至不會看任何人一眼,10來年過去了,他們眼裡的木然、空洞甚至呆滯都還在我的腦袋裡印得清清楚楚。

寫到這裡,這篇博客已經太過長了,但仍不足以反映這本書的全貌。和被何偉批評的中國地圖不一樣,《尋路中國》有著堅實而豐富的細節和開放的解讀空間,任何的概括性的描述都是以犧牲同樣精彩的細節為代價的,相反從書中的任何一個細節入手,卻都可以牽出一條瞭解中國的線索,儘管最終的答案可能仍不免是憤怒或者悲傷。

現實的中國之路並不像這本書的封面上那條路一樣筆直平坦,儘管把書命名做《尋路中國》,但何偉提供的卻不是一本指南或者攻略,它只是為中國的現實立起一面鏡子,讓還在趕路的人看清腳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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